​　　1959年，我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，我们这一届是广州美术学院首届五年制班级。学到五年级时，全年主要以投入毕业创作为主。因此，1963年下半年，也就是五年级上学期，我们就开始为毕业创作做准备，要下乡去体验生活。

　　当年，正好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热潮，党和国家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到边彊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当时，正好我们美院附近的广州市第六中学，有一批高中毕业生自愿报名去中山县的平沙农场劳动锻炼，而我导师关山月先生的女儿关怡恰好在其中，让我倍感亲切。党和国家号召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也激发了我的创作激情，于是，我决定毕业创作就去这些知识青年要去的地方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我们班五个同学终于如愿一起到了平沙农场。与刚来不久的知青们住在一起。房子是用竹竿、树皮、茅草搭建的，我们和下乡知青们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投入围垦筑堤劳作第一线。刚来的年青学子革命热情都很高，“决心书”贴了满满一墙，个个不怕苦、不怕累，每天起早摸黑，在南海滩上围垦筑堤，劳动十分艰苦，手腿经常被刺伤，无法医治，知青们只能自己互相帮忙擦点红药水、碘酒等，做些简单的伤口消炎处理，蘸药酒用的棉签也只能自己手捻。在和他们一起劳动、生活中，我感受到这里太需要有一位医生了。后来了解到前两年来的一位知青，自学了一些基础的医务知识，能给大家解决一点日常简单的基础性医务难题。那个时代的知青们事必躬亲，尤其女知青更是能文能武，大事小事亲手干。那时的医用棉签都是靠人工手捻，所以，女知青们经常在晚上或休息期间捻些棉签以备急需。在平沙农场，知青们在农场里热火朝天劳动的情形，让我感触良多。我画了一些他们劳动和生活中点点滴滴的速写，其中，一位女知青，在小油灯下捻棉签的情形深深感动了我。回校后，我就用生宣纸画了一幅《乡村卫生员》创作初稿，老师们看到后，对这幅画的创作构想都很认可，并建议我将画题改为《山村医生》。得到老师们的肯定后，在老师们的鼓励下我开始画素描稿认真刻画一位敬业的女医生形像，然后，再用工笔画的形式来完成。由于我表现的是现代人物，要体现时代精神，在人物形象上要画得工细、准确，工而不腻，所以，我在画人物衣服时就以写的手法，把线条勾画的轻松了一点，没有画的太工整。为了突出主题，我只画了人物的上半身，为了突出地表现人物形象，我把画眼放在精细地刻画人物专注地捻棉签的表情和动作上，这样从构图到表现手法，都改变了传统工笔画的“一工到底”的画法，是一种大胆的尝试，有人认为这也是工笔画的一大突破。当时，此幅国画所用的纸也是自己用大张生宣纸，亲自熬胶加矾，矾制成的熟宣纸，因为买回来的熟宣纸，纸质细腻画不出我想表达的效果。我一口气勾画了三幅，两幅按照我所理想的国画方式完成，另外一幅未完成，还是白描稿。当时搁了笔，是因为要创作另一幅名为《农场新兵》的国画，五年级下学期，我将全部精力和时间都集中投入到《农场新兵》的创作上，为了收集形像素材，后来又去了两次平沙农场。《农场新兵》我也画了两幅，分别由广州美术学校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收藏。

　　1964年，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唯一的一次“全国高等美术院校64届毕业生创作成绩展”，我的国画《山村医生》和《农场新兵》都入选并展出。展览期间《山村医生》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及好评，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画报》《广东画报》《美术》杂志等多家刊物发表，人民美术出版社还印制了单张印刷品，《北京晚报》也登了评论文章。此展之后，我的《山村医生》还有幸入选由对外文委文化展览工作室主办的“中国现代绘画展览”赴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印度、美国等国展出。然而，此幅参展的《山村医生》出国展览后，再也没有退回来给我，多次咨询主办单位对外文委，查核都不知所终。后来，中国美术馆要收藏我的国画《山村医生》，我只能将同一时期完成的另外一幅《山村医生》给中国美术馆收藏。后来很多报刊要我提供《山村医生》的正片资料，由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《山村医生》我无法拍到了，所以，我都只能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那幅单张印刷品翻拍成正片，提供给各大报刊、杂志使用。而那幅没有完成的白描稿《山村医生》，我于1997年捐赠给广东美术馆永久收藏。这就是我三幅同名画作《山村医生》创作与收藏情况的始末缘由。

2020年4月30日

　　注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农村是没有医生的。如果我不是去了平沙农家体验生活，我也绝对创作不出《山村医生》这幅作品来。1966年，国家提出“赤脚医生”的号召，广大医务工作者才开始支援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。